飛田提到他眼中的嘉農棒球隊印象是：「嘉義農林軍並未受到特別的眷顧，以慘敗來點綴這令人心酸的最後時刻，對已打入冠亞軍爭奪戰的他們來說，真是再悲傷不過了，然而異軍突起於台灣某個角落的嘉義農林，在一群不容忽視的敵人當中，盡情地展現出如獅子般的奮勇精神，其無視於其他作戰經驗豐富隊伍的鬥志，真是令人讚不絕口...。而當夕陽餘暉下的甲子園球場，目送參賽少年勇士們離去時，嘉農選手們在球場上奮戰的畫面，如平野的跑壘、蘇(正生)的強力臂膀及川原(信男)的堅固防守，都會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
要探索嘉義農林棒球隊對台灣棒球的影響，如果我們只偏重於它曾四度打進甲子園大會，並且在1931年為「台灣」奪下第二名獎章，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嘉農棒球隊，以勝負立場來看待的話，那麼它和其他的台灣棒球史上曾出現數以萬計的棒球隊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第一個是從嘉農身上可以看出當時台灣高校棒球發展情況。以1928年嘉農首次成軍參加在台北圓山棒球場所舉行的「第六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甲子園台灣代表權)比賽可以看出，當年各縣市參加那次大會的總共包括有台北第一中學、台北商業學校、台北工業學校、台中商業學校、嘉義農林學校、台南第一中等學校、高雄中等學校等七支球隊之多
日本甲子園大賽於1915年由「朝日新聞社」主辦，台灣是從1923年的第九屆大會時才開始派代表參加，而那一年全台共有台北一中、台南一中、台北商業、台北工業等四隊參賽，此一賽會一直舉行到了1942年因二次大戰而停止，但最後一年的賽會仍有五隊的棒球隊與會，從第一屆到最後，平均每一年都有近五隊的隊伍為了爭奪代表權而努力。
其實在甲子園大賽選拔台灣代表權之前四年，台灣每一年都舉辦中等學校野球大賽，而各地區也固定舉行校際的對抗賽，例如1928年即有「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台北大會(台北一中、台北工業、台北商業三所學校)」、「中等學校野球大會中部大會(大墎、台中商業等四校)」。因此若以高校棒球隊伍及舉辦的盛況來看日據日代台灣棒球的風氣，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第二是我們從參賽的隊伍看出台灣棒球風氣之外，再一次透露出一個重要訊息是，從歷年得到代表權的冠軍隊伍中其實也不難觀察出棒球在台灣發展的路線，及實力的分配。
1923年到1942年，二十年間產生的23支甲子園台灣代表權的冠軍隊(含三次春季冠軍)中，台北一中得到六次、台北商業、台北工業各四次、台北中學一次、嘉義農林五次、嘉義中學三次。也就是說除了嘉義所屬的兩所學校之外，所有的冠軍都被台北的學校拿走了，甚至在1931年嘉農首次奪冠之前，冠軍旗是名符其實的「從不過濁水溪」的。
第三點嘉農棒球隊所代表的意義是它打破了種族的界線，以選手實力決定一切，以所謂的「三族共和」拿下佳績。如前所述近藤兵太郎曾擔任過日本棒球名校松山商、嘉義農林、新田、愛媛大學棒球隊教練，是位有五十年指導球隊經驗的教練，名人堂選手藤本定義、森茂雄都曾指受過他的指導。
所以在這位名教練的眼中，實力就是一切，並沒有「種族」的區別，只要是會打球，能運動的，不論是本地人、原住民或是日本人，都可以成為他手下棒球隊的一員，所以近藤就在嘉農本校中，發掘、網羅了不少原具有運動天份的好手，所以中外野手蘇正生就說，他的入隊是因為「在練網球時，給棒球隊的近藤教練發現他的速度、臂力，非常符合棒球『快腿、強肩』的要求，所以被網羅進入棒球隊」。同樣是網球隊而被挖來的還有劉蒼麟，及第二代原本是馬拉松選手的楊吉川(吉川武揚)等，都是因為在不同的領域中反射出特殊的運動神經，而被有適人之能的近藤拉到棒球隊中。
第四是從嘉農棒球隊也可看出當時訓練的方式，蘇正生回憶近藤教練訓練法是強調「打擊習性的改變」、「擊球落點的判斷」、「選球的確實」、「推打的技巧」、「重視二棒打者」所以從蘇正生的記憶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出近藤的棒球學養，重要的是從中也能進一步了解日據時期棒球理論其實已經相當進步了。
最後是從嘉農參加甲子園比賽的過程中，除了與賽的隊伍外，一般球迷觀眾對此一比賽的反應多少也可看出當時棒球運動在台灣所形成的風潮。1931年嘉農首次揮軍前往日本，出乎所有人預料之外地，嘉農一路挺進到準決賽，決賽那場比賽嘉農的對手是甲子園的傳統強隊小倉工，嘉農仍以強投猛打之勢擊敗對手，隔天(1931年8月21日)台灣日日新報刊出了如此斗大的新聞標題：「嘉義全市充滿了喜悅、準備慶祝大會」而內容則生動地寫到：「20日嘉義農林對小倉工業的比賽，嘉義全市六萬市民對此戰充滿百分之百的信心，因此都擁到市內有收音機的店頭，當午後兩點半收音機新聞電報傳來一字一句嘉義農林勝利的消息時，整個嘉義市都沈浸在歡樂的喜悅中，有些球迷開著車或騎著腳踏車蹺著嘉義市，將這份喜悅傳給其他嘉義市民...。」
全嘉義市、全島關心嘉農戰績當然不止1931這一年，1935年8月19日嘉農在第21回甲子園大會第二場出戰近藤教練母校的松山商業，在延長賽第十局時嘉農因被判投手犯規而丟掉寶貴一分而敗北時，隔天的報紙是這麼形容的：「這種比賽一直到延長賽後的最後一刻，全嘉義市民都擠到收音機前集中精神聽著棒球比賽，在這其中，將嘉農游擊手吉川武揚(楊吉川)視為義子的三陽堂書店的老板，在大會期間甚至停止營業，和所有嘉義市民投入這令人狂喜、興奮和遺憾的甲子園比賽，從嘉義農林每得一分，他就在店頭外張貼海報上可以看出他對比賽關心及狂熱的態度。」
而1936年8月16日第22回甲子園大會嘉農棒球隊在對育英商業之戰的第二天，「台灣日日新報」更是圖文並茂地以照片配合圖說精彩地為我們後代敘述當時球迷關心的程度：「大會第四天，全台灣島球迷將朝日新聞社(甲子園主辦單位)台北分社前擠得水洩不通」「嘉義全市市民在告市板(記錄比賽得分過程)前憂喜交雜地關心比賽。」
最後要談的是從嘉農1928年開始創隊，不僅是在全台高校棒球獲得佳績而已，它所培育而出的棒球好手，爾後像一顆顆棒球種子般地散播在全省各地，包括離島的澎湖地區，以1946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週年在台灣大學所舉行的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棒球賽而言，當時的裁判及大部份選手都出身於嘉農，，連最後冠軍戰由澎湖縣以十比二贏了嘉義市，這兩隊的選手也大部份都是嘉農畢業，而打擊獎前兩名洪太山及陳元也是如此，可說是成了另一型式的嘉農OB對抗。
以上就是嘉農棒球隊帶給台灣棒球的歷史意義，而不僅是一支來自嘉義棒球隊單純的比賽勝負結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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